原標題：“河源昆侖”地望問題之商榷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河源昆侖”地望問題之商榷

來源：光明日報

【學術爭鳴】

6月8日《光明日報》刊發(fā)仝濤先生《青海黃河源發(fā)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一文。如果此石刻確系秦代所為，則可說明秦始皇曾遣方士向昆侖山尋訪長生不老藥，但該文認為“石刻內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決了國人千古爭訟的關于‘昆侖’‘河源’的精確地望問題”，卻難以成立。下面主要從昆侖含義、地名命名及地名考證等角度展開討論。

首先，秦漢時期昆侖一詞存在虛實并立、一名多義及一名多地現象。在《中國基本古籍庫》中檢索“昆侖”一詞，可查到4133部書、37895條記錄。先秦時期，昆侖除在《尚書·禹貢》中有屬國地名義外，還有高遠之地的意思，如屈原《離騷》中有“邅吾道夫昆侖兮，路修遠以周流”。在現存最早記錄上古歷史、地理和神話內容的《山海經》中，昆侖出現在《西山經》《北山經》《海外南經》《海外北經》《海內西經》《海內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經》等章節(jié)中。作為神話傳說發(fā)生場所，昆侖系虛名，最常見的記載方式有昆侖虛（墟）、昆侖，其次是昆侖之丘和昆侖山。由于昆侖缺乏通名，無法判斷其為丘、山、墟，還是另有他指。昆侖的出現往往有定位的作用，如《山海經·海外北經》記載，“在昆侖之北，柔利之東”。昆侖虛、昆侖之丘和昆侖山皆有大概范圍，“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昆侖山在昆侖虛東南。昆侖丘地處“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后，黑水之前”。雖然如此，我們除了知道昆侖地處西方、地勢高峻外，很難明確其具體地望所在。近日，王乃昂、周宏偉、徐學書及馮時等先生就此發(fā)表過多篇高論，可窺見昆侖具有一名多地的特點。

昆侖之本義可從《爾雅》尋得端倪?！稜栄拧饭渤霈F過三次“昆侖”，分別出現在《釋地》《釋丘》和《釋水》中，顯示它是重要的地理詞語。其中《釋地》篇中有“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瑯玕焉”，說明昆侖虛大致方位在西北，屬富含寶藏的“九府”之地；在《釋丘》篇中，昆侖成了形容詞，意指高聳之地，“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昆侖丘”。如此，凡是層巒疊嶂的高大山體，皆可被冠以“昆侖”之名；《釋水》篇首次把河源與昆侖聯(lián)系到一起，“河出昆侖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據《說文解字》，虛指大丘，這段對黃河干流及支流顏色、河床形態(tài)的樸素描述，說明這里的昆侖虛是地理實體，已非前述《山海經》等神話傳說中的地名。盡管《爾雅》成書年代有多種說法，但其成書于戰(zhàn)國末年的說法影響最大，且其定稿不晚于西漢時期，故《爾雅》的解釋具有較高可信度。東漢劉熙《釋名》進一步補充昆侖之意，一指某類高山，一指與之相似的高山，“昆侖丘”與頓丘、陶丘類似，成為形容高聳峭拔山體的專名。

鑒于中國此類地貌眾多，故很容易產生地名重名的情況。據中國國家地名信息庫，目前可在陸地地形的地名類別中檢索到40條以昆侖山命名的地名，分布在我國16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qū)，其中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以12條居榜首，其次是青海省。東晉郭璞注《山海經傳》時已發(fā)現，“凡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至今，昆侖的地理位置言人人殊，原因就在于“昆侖”地名存在虛實并行、地名重名現象，加上昆侖地處邊陲，不同民族對其稱謂也不同，使得這個問題更加撲朔迷離。

其次，仝文還提出石刻可解決“河源”的精確地望問題，認為秦代對河源認知已達今日扎陵湖畔。筆者認為，目前史料尚不足以支撐這個觀點。黃河源考察史向來是歷史地理學重要議題之一。近年來，成一農、苗鵬舉等采取新視角推進了對河源認知的研究，筆者不再贅述。下面從地名來源、地名考證角度分析歷史時期河源昆侖的地理認知過程。

目前，有關黃河最早的記載源自《尚書·禹貢》，書中記載大禹為治水“導河積石”，由此可知，此時人們對黃河上游的認知止于“積石”。此后，關于河源的記載始于張騫。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出使西域返回后，向天子匯報了大宛等地情況，談到他對河源的觀察，“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此外，《大宛列傳》還記載：“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于窴在《漢書》中寫作于闐，即今和田。又據《漢書·西域傳》：“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蔥嶺即帕米爾高原，蒲昌海即今羅布泊。據此，時人認知的河源地遠在今石刻發(fā)現地扎陵湖畔約2300公里以西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內。河水具有兩個源流，分別來自蔥嶺和南山，兩河匯于羅布泊之后潛流，以地下河的方式流至時人稱為“積石”的地方，露出地面成為地上河。這是目前可知的有關秦漢時期的河源知識。除此之外，尚未發(fā)現其他河源認知。黃河源自昆侖，應與時人強調黃河是最大、最高、最長河流的認知有關，遠在西域、被人視為最高的通天之所的昆侖，理所當然成為時人認為的黃河源所在。

盡管這種河源認知是錯誤的，卻為后人長期繼承下來，如北魏時期的酈道元《水經注》中記載，“余考群書，咸言河出昆侖，重源潛發(fā)，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昆侖，出于重野，謂此矣”。直到清乾隆時期，此時經過康熙時期的實地測繪，人們對河源的認知已超越扎陵湖，到達其上游的阿爾坦河，即今黃河源流約古宗列曲，接近今日的認知。

因為“導河積石”出自《尚書·禹貢》篇，而《禹貢》是“圣人之典”，所以長久以來被人們奉為圭臬，不敢輕易違背。這與江源的認知過程如出一轍。盡管明代徐霞客經過實地考察，已發(fā)現金沙江才是江源，但《禹貢》“岷山導江”的錯誤認知直至清中葉之后，才被人們逐漸摒棄。

除文獻記載，與《禹貢》并行的另一種河源認知來自實地考察。唐代李吉甫著《元和郡縣圖志》雖然延續(xù)“導河積石”的舊說，但文中已出現了大小積石山的記載，而《舊唐書·侯君集傳》中出現了“星宿川”“柏?！钡扔涊d?！鞍睾！睋甲C即今扎陵湖、鄂陵湖區(qū)。宋人程大昌的相關記載則更加詳細。由此可知，至遲到唐代，盡管人們還堅持“導河積石”的認知，但是已把這個“積石”往西南大大推進，并把河源定在了今日石刻發(fā)現地的扎陵湖區(qū)。這種新認知在現存宋代《海內華夷圖》中亦有體現。在該圖中，河源地從原來的積石山往西南延伸了一段，但是僅從這些文字和地圖中，仍然較難確定大積石山的地望。

元代陶宗儀著《南村輟耕錄》中不僅記錄了元代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忽必烈遣使調查黃河源的過程，還收錄了迄今為止發(fā)現的首幅詳細記錄河源地的河源圖（圖①）。值得注意的是，圖中標出了帶有“昆侖山”字樣的地名。根據圖中黃河大拐彎的形態(tài)，并與今日地形比較可知，這里的昆侖山系今昆侖山脈東段的阿尼瑪卿山。按照該書記載，此山距扎陵湖近三十日的路程，終年積雪。按照人均日行五十里的速度，大致得出兩者相距一千五百里，約合今六七百公里，與今日扎陵湖到阿尼瑪卿山東段的路程相當。

清初使用地圖投影和經緯度繪制的康熙《皇輿全覽圖》，首次以我們今天熟悉的方式對河源地進行了細致的描繪，并把河源從星宿海延伸到其上游的阿爾坦河。該圖有漢文和滿漢多種譜系圖。按照德國學者?？怂菊淼臐h文標注版，存有兩張河源圖，舊河源圖（圖②）上重在表示河源區(qū)，標出黃河源頭支流阿拉坦河及其發(fā)源地巴顏喀拉山、查靈鄂模（扎陵湖）、鄂靈鄂模（鄂陵湖），但自此以下繪制比較粗糙，甚至沒有標示黃河在阿尼瑪卿山的大拐彎，反映的是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拉錫、舒蘭等第一次考察河源的情況。新的河源圖（圖③）是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楚爾沁藏布和勝住等考察的結果。此圖不僅標出黃河正源阿爾坦必拉、查靈鄂模、鄂倫鄂模等地，而且完整繪制了黃河在今阿尼瑪卿山的大拐彎，并在此自西到東分別標出了烏蘭莽乃阿林、古魯板烏藍溫多羅阿林、阿木你馬勒產母孫阿林等山名，其中最為醒目的古魯板烏藍溫多羅阿林，釋為三個紅高山之意，其來源仍可追溯到秦漢時期意指三重高山的昆侖的含義，只不過該地名由蒙古語專名與滿文通名構成。

清初齊召南著《水道提綱》系首部系統(tǒng)記載全國河流源流、徑流路線及地理概況的專著，對后世影響深遠。據筆者研究，康熙《皇輿全覽圖》是齊召南寫作《水道提綱》的主要參考資料。齊召南在《水道提綱》中批評了元代把終年積雪的阿尼瑪卿山當作昆侖山的看法。在他看來，此山實為古積石山，即唐人所言大積石山，位于小積石山西南五百余里處。而巴顏喀拉山才是古昆侖山，“蒙古語謂富貴為巴顏，黑為喀喇，即唐劉元鼎所謂紫山者。又名枯爾坤，即昆侖轉音也……巴顏喀喇山東北連亙……阿客塔齊欽及巴爾布哈二山，高大異常，一則兩峰如馬耳，正當其北，一則兩崖壁立，當其東北。蒙古稱為庫爾坤，與源西之巴顏喀喇同名，以三山皆昆侖也”。阿木你麻纏母孫大雪山系藏語。故到清初，通過中央政府主持的全國范圍的測繪，才糾正了漢代以來河源自西域昆侖潛流自積石山的說法，并把西域昆侖移至清人實地踏勘得出的黃河源支流的發(fā)源地巴顏喀拉山，從圖文資料證實了昆侖的地望問題，但這已距離秦代近兩千年。

由上述昆侖及河源地名的考證可知，昆侖指代的地理空間一直在變化。藍勇先生認為，這與傳統(tǒng)文獻中所呈現的古代地理空間認知多是“虛擬空間認知”有關，特別是歷史上一些古地名在進入文獻記載之初就具有虛擬性和模糊性。可以肯定的是，唐代時，人們對河源地理位置的認知已與今日接近，在清人繪制的《皇輿全覽圖》上，雖然使用了滿文，但從其地名含義，可追溯到秦漢之際對昆侖的定義。由此可見，昆侖指高山的含義影響深遠。這反映了地名含義傳承的穩(wěn)定性，但是河源昆侖的空間指向卻從最初的小積石山、西域的蔥嶺，逐漸移到阿尼瑪卿山，最后到了巴顏喀拉山。部分地名雖歷史悠久，但其指代的地理空間隨著歷史發(fā)展，呈現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的現象，尤其是像昆侖這種夾雜著神話、現實，地處邊陲之地的地名更是如此。這些地名同時會有來自不同語源的命名，呈現不同的地名形式。

綜之，根據目前掌握的史料，還未發(fā)現秦代存在與河源“重源潛流”并行，并且對河源認知已達扎陵湖畔的相關記載。實際上直到唐代，人們對此認知才逐漸清晰，故仝文的結論仍不足為定論。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石刻內容的解讀也有不確定性。仝文石刻釋讀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領一些方士，乘車前往昆侖山采摘長生不老藥。他們于該年三月己卯日到達此地（黃河源頭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約一百五十里（到達此行的終點）。”其實，仝文中“此地”即昆侖的解釋只是一種可能，因為“此”也可以釋為前往昆侖山途經之地或歇腳之處，而仝文將“前□可一百五十里”后面補綴“到達此行的終點”，也缺乏依據。付邦先生的《“昆侖石刻”未必能實證昆侖山所在》也談到這點。既然如此，“昆侖石刻”“采藥昆侖石刻”的稱呼皆不妥當。王子今先生建議稱“尕日唐石刻”。本文建議或以更大范圍的區(qū)域命名，可稱之為“扎陵湖畔石刻”。

（作者：韓昭慶，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稿件統(tǒng)籌：本報記者 郭超、陳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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